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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兰克福、艾尔福特和哥达议会的残留议员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8-03-17 14:22
文章描述:最后一个理由才是聚贝尔真正看重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申述其他的理由呢?企图证明太多东西的人最后什么也证明不了。由于在每个场合下他都想证明其同胞的清白,总想把他们表现得

最后一个理由才是聚贝尔真正看重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申述其他的理由呢?企图证明太多东西的人最后什么也证明不了。由于在每个场合下他都想证明其同胞的清白,总想把他们表现得像雪一样洁白,聚贝尔因而损害了自己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声誉。他的问题也是泰纳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现代法国的起源》的作者从一大堆有关野兽的词汇中借用那些最激烈的辱骂之词来形容革命者时,常识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民间说法:“既然你在生气,那你肯定会犯错。”对聚贝尔,这个说法并不比对泰纳更尖刻,而且他的著作同样缺少平静。我们必须尊重他的学识,而且应该带着敬畏之心利用他学识中有用的、甚至卓越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必须极为谨慎地看待他的著作:就是说,我们只能接受他的部分馈赠。

四既然聚贝尔有这样的材具,看来他应该受命在他的国家担当某种重要的政治角色。他的确有过激进的政治主张,但仅仅维持到1861年他当选普鲁士议员之时。当他写作《法国革命史》的第一部时,德国的政治生活已经完全死亡。没有人在思考重大问题。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个别邦国稀稀拉拉的议会只关心地方利益。另外,媒体不像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在德国,记者这一职业是毫无前途的,它不会带来影响力和荣誉。鉴于公共论坛的稀缺,大学讲坛自然就成为一些教授表达思想的渠道。

1848年后,一些法兰克福、艾尔福特和哥达议会的残留议员在德国21121大学任教。俾斯麦总是对这些议会教授大加嘲笑,这些人以为可以靠己的演说实现德国的统一。这些教授虽然没有别的资源,但他们从自公共生活的经历中带回了对现实问题的兴趣,以及以讲求实际的方式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当他们回到私人生活中、重新走上大学课堂时,他把教席变成了议会讲坛。历史教学尤其如此。在积累大量学识的同,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当中,其授课也更具修辞色彩,这确实复辟时代的法国史学家并无不同———如米什莱和基佐(Guizot)。同样确的是,鼓舞他们的并不是对人类或自由的热爱。他们向德国人宣扬是霍亨索伦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任教于最不相同的各所大学。1850—870年之间,他们先后或同时出现于柏林、基尔、耶拿、波恩、海德堡,甚还有慕尼黑〔33〕和布雷斯高的弗莱堡〔34〕。所有这些历史学家当中,三人最为突出:豪伊瑟、德罗伊森和聚贝尔。